微信文章阅读微信号文章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文章说再多情，也不过是满嘴的套
一本书，满篇的序言、书封推荐，是否让你觉得夸大其词？一篇毕业论文，整齐划一、挨个谢谢的“致谢”是否是你的真话？
前段时间，一篇30年前的序文偶然被重新翻出来，就获得了美誉。序文是当年哲学家李泽厚给自己学生赵士林写的，“我看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字”，无一字，任性。
这篇序文的重新发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几年前走红的季羡林日记与胡适“打牌”日记，虽然有黏贴，以偏概全之嫌，可这类文字的走红并非没有原因。这些只言片语展现的是祛除“大师”身份后的普通人形象，而读者也通过这些大师的文字完成了一种“借尸还魂”的情绪。
李泽厚序文和季羡林日记，表达的风格都很直白、个人化，这种个人表达本来是属于每个人的，可实际上我们往往不得不说许多弯曲的、言不由衷的话语。能像李泽厚、季羡林这样较为任性地表达自己，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其实关于序言的趣闻有很多。1855年的时候，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第二版发行，这本小里面附赠了好几篇评论，内容都是关于惠特曼是个如何坚韧、伟大、不凡的诗人，大肆夸赞，但后来证明，这些评论全是惠特曼自己写的，为了畅销。
而诗人华兹华斯给自己诗集写的序就更精致，前后花了八年的时间，最后写出来一部总结性的长文，论及创作动机、诗歌理论及个人自传等诸多方面。
每年出版的新书，都会在腰封、内页、封底这些地方印刷很多评论，不过内容大同小异，好一些的属于凝练简短的评论，不疼不痒；差一些的就直接偏离书籍质量，将每本书都宣传得如同跨时代名著。涉及人际关系的话，使用的话语就更偏近中庸之道，像“我不赞成他出这本书”，“我一个字都没看过”之类的表述很难出现。所以，李泽厚的序文成为热谈的背后，除了个人的风趣表达外，还因为它呈现了一种原始而的人际关系。整个序言就事论事，毫无敷衍之处。
写序言或后记可能离我们太远，但大多数人应该都写过毕业论文。在十几年前论文答辩的时候，大学生们交上去的论文还乱七八糟，纸张型号大小都不一样，用什么笔写也没有统一。但如今，论文已经非常注重文章形式上的规范性，每年都会有一个统一标准，例如字号，行间距，字体等等，稍微排错一点，这篇论文就很可能不过关。搞完了正文，还有论文后面的致谢，先不管有没有人会看，起码字数上要符合形式。我写论文的时候，不得不把自己的舍友排着从1号床开始感谢了一遍，这才凑够了字数。
好在论文审查不过是从形式到形式，看论文的教授也明白大家都没什么好致谢的，因此没人管致谢写了什么内容，字数够了就好。在这个阶段，人们会有许多应付的方法。但是到了有人接触内容的时候，话语的标准化和形式约束，就直接影响了个人表达——如何致谢才是正确的，如何谈论别人才是得体的。这种情况出现在社会性的交往中，使人们每天都有太多言不由衷的话语，着自己的个体空间。
博尔赫斯挑选出自己“爱不释手并极想与人分享的书”，组成一套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私人藏书”，并为每本藏书作序。
这种语言的规训在早期教育的时候就非常普遍。家长们总喜欢教育小孩子“懂点事”，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并且极为赞赏那些会说话的孩子。所以很多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了一种社会话语对话语的侵占。而在之后的教育中，这种规训依然在持续。
为什么每年高考结束后，零分作文总能比满分作文更有关注量；因为满分作文的语言都差不多，而零分作文则不一样了，花样百出，脑洞新奇——虽然论质量而言，这些作文并没有获得高分的资格，但人们依然对这类表达方式很感兴趣。
在生活里，我们大多数人都至少保持着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用于表面的，仪式的；另一套则是个人话语，用于和亲密的人交流。
前者的出现是性的，有时是为了他人，例如当过于直白的话语会对别人造成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委婉的表达来形成；更多时候，则是为了自己。或者出于情感上的不信任，我们对每个人直言不讳；或者出于目的和利益上的约束，比如谈论业务的时候，一句不恰当的话语会导致交易损失，在职场上说出上级的话语可能对自己的工作不利等等。
出于性而形成的社会话语可以理解，它在非此即彼的言论中提供了缓冲地带，但问题是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这类话语所占的比重正越来越大。它的标准化，类型化都在着个人的表达，就像出版社明白，什么样的腰封和推荐语是理想的，所以在每一本书上都会印刷大同小异的评论，我们也一样，明白什么样的话是得体的，所以言不由衷说着差不多的话；然而人作为一个存在，其个体性终究不会消失，人们依然想要去地表达自己，却又不得不接受约束。二者的冲突时常让人感到压抑，身不由己，在生活中便充满阴郁的怨气。
“人生有如钟摆，摆动在痛苦与倦怠之间……当人们把一切痛苦归之于，那么剩下来属于的只有倦怠。”
“和鸟只有在天空，鼹鼠只有在地下才感到舒适一样，人也只能在和他相适应的气氛里感到舒适；例如宫廷里的那种空气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呼吸的。由于对这一切缺乏足够的理解，有些人就会去做各种会失败的尝试；在个别场合对自己的性格压力，而整个的又仍要必然服从自己的性格”，叔本华曾在《作为意志和的世界》中思考过关于性格的问题，并谈及了“满腔愤懑，却要勉抑”的现实冲突，不过他最后给出的是悲观地认识这一切，认识到这些都是必然的。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能更你了。
叔本华的想法其实很实用，通过对现实世界不抱任何理想的方式来保存自己的性格理想。但既然人有了自己的性格、意欲，他就必然无法去表现的冲动。当下的这类序文和日记，以及今年诺获得者雅克·杜波谢的简历，都证明了人们对性格表达依然有着强烈的幻想，只是大家也都明白，身处现实社会，不可能写出杜波谢那样的简历，除非你想失业。在李泽厚、季羡林、杜波谢等人的风趣中，我们能看到另一个现象，表达已经与身份相联系：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功成名就；我们不行，因为我们是普通人。
所以，话语的使用规则对应着一套规则，在什么情景下该说什么话变成等级森严的系统。当然这也有益处，相应的语用学研究便站在交际结构的角度上分析语言的使用方式，并且认为不同语言的使用可以帮助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得更好。维特根斯坦曾经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语言游戏”的说法，认为人的话语除了表述自己的意图外，还必须要遵守交际原则，只有这样双方才能理解真正的意图。但语用学是以游戏规则不变为前提的。而在现代哲学家那里，例如福柯和鲍德里亚，游戏规则就没什么不变可言，语言的结构自然也是如此。表达是属于每个人的天然。
但在哲学家那里，例如福柯和鲍德里亚，社会规则就没什么不变可言，语言的结构自然也是如此。表达应该是属于每个人的天然。
这种突破规则的尝试，在艺术家的工作中非常常见。小说是挑战语言规则的先锋，而且文学总能以更宽广的层面打破语言的。劳伦斯·斯特恩，乔伊斯，米歇尔·布托，胡安·鲁尔福……这些人都通过写作将语言带到传统规则之外，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叙事规则，语言规则，时间规则统统被打破。去年的布克作品《七杀简史》的语言同样如此，马龙·詹姆斯将牙买加黑人的街头俚语带入文学作品，与严肃语言并行，由此从语言的表达提出对身份认同的挑战。
而在设觉设计领域，相应的作品更加直观。嘉恩·博纳斯（Jan bons）便在自己的设计中尽可能让清晰的字母模糊化，达到一种社会辨识之外的程度，取而代之的，是风格强烈的个人色彩。在他的作品中，个人话语的表达俨然于拼写规则之上。语用学在这里早已意义。
因而，各种打破规则与身份定位的尝试，都是从语言表达入手的，所谓“风格即是人”，一个人使用语言表达的性体现着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主体地位。而人们常规的误区在于，将语言和身份的关系视为一种倒置——必须要先在社会上取得相应的地位、身份，而后才有去表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规则本身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人的主体性依然受到语言规训的。
但在种种约束下，尝试并非一件易事。社会规则在很多时候依然牢不可破，大量言行举止都与资本。而且，如叔本华所言，“意欲是教不会的”，在欣赏李泽厚、季羡林这些人能够以“人文”的姿态直抒胸臆、表现的同时，如何获得自己的意志、保存个性的，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没有止境，也没有人能代替你自身的思考。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宫子 ；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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