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公文是一个实施有效管理的主要工具和手段之一，公文起草者必须按照以上“三性”的标准，在公文起草上严格要求，不懈努力。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布的经审定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史称《五四》），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党发布的重大政策性文件，决定将抗日战争期间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从公文写作角度看，《五四》堪称公文的经典之作。本文拟从以上“三性”的角度来重温这篇公文佳作。
先说准确性。这是公文起草的第一要求，是鲜明性和生动性的前提。准确性，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思想的准确。公文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线方针政策，公文作为贯彻党和国家意志的工具，这个要求是内在、起码的，否则就是谬种流传，尚不如不要这种公文。二是事实的准确。公文要符合事实情况，不能以不真实的信息为依据，要真正做到有根有据。三是文字的准确。公文表达要准确，遣词、造句、叙述，都要与公文语境相吻合。做到以上三者，才能说是符合准确的要求了。《五四》在以上三方面均达到了要求。在思想的准确上，强调“各级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依据下列各项原则，给当前的以正确的指导”。接着，文件作出18项十分具体的。这些构成了文件的主体内容。在事实的准确上，文件一开头，就指出目前围绕解放区土地问题群众和其他各方态度的差异，那就是，“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另一方面，一部分、豪绅、、地主逃到城市中，则大骂解放区的。有些中间人士则发生怀疑。亦有少数人感觉过火”，这也造成了我们党必须有一个明确态度的局面。这是文件发布的事实前提。在文字的准确上，《五四》由、任弼时主持，邓子恢、、黎玉等参与，由执笔，三易其稿，并最后经修改定稿，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文件的措辞拿捏得十分精当准确。比如，文件没有使用“土地”，而是使用“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的表述；还比如，文件：“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份者，对于在抗战期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在区，与我们合作而不的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应采取调解仲裁方式。一方面，他们不应该群众的合理要求，自动采取态度；另一方面，应教育农民念及这些人抗日有功，或是抗属，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这段行文，字斟句酌，入情入理，很有人情味，也有力，可谓耳提面命，手把手地在指导土地工作。
再说鲜明性。公文必须具有明确的态度。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求什么、什么，一目了然。说过：“我们党所办的，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应有的战斗风格。”起草文件，无论是领导讲话稿、请示、报告以及通知等，都必须做到态度鲜明，毫不含糊。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要态度鲜明，对于请示和报告的问题要叙述清楚，对通知的要求要明白无误，切实可行，等等。在《五四》中，鲜明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请看，文件开篇后不久，在分析了当前围绕解放区土地问题的不同意见之后，直截了当地提出：“在此种情况下，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依据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实现。”就是说我们党对于各解放区土地问题必须有一个鲜明的态度，那就是“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的行动”。
马谡败给
最后说生动性。公文无论是内容的叙述方式还是措辞，在庄重规范的前提下，要力求使人感兴趣，也愿意读。语言要有一定的形象性，要有变化，要使用通俗生动的群众化、民族化的语言。指出：“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五四》的语言就做到了生动的要求。请看，文件在表明我们党要“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的行动”的立场后，使用了五个“不要害怕”的排比句：“各地党委在广大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和，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写到这里，我们党在土地问题上鲜明而决绝的立场跃然纸上，这种生动性有力地增强了《五四》的感染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就犹如在钢材中加入适量的锰，大大地提高了钢材的强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