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坊间向来流传着“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说。因金圣叹与李渔评定的“十大才子书”中包含有《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二书，又兼金圣叹对两部名著均多批点评甚至删改，故后亦多传这十个字出自金圣叹之口。事实上在金圣叹绵密细致的批点中倒并无“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语，将此作为金圣叹之论也大抵是后人的以讹传讹，不过这句话却在几百年间口耳相承，住了几百年来两部名著拥趸的，以至于上升成一种文化共识。
寻么，这种文化共识的根源何在？如果两书诞生在文明中，是不是也会在另一个国度的文化史中凝结成相同的评价呢？
从传统观点来看，“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确有着颇为深厚的“理论基础”。《论语·季氏》中提出过“君子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从现代一点的视角来看，《论语》中的血气便是荷尔蒙，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雄性荷尔蒙。“君子三戒”中的前两戒戒色与戒斗，戒的其实都是少壮时期体内躁动到难以的雄性荷尔蒙，爱情与战争永远是最能让年轻潮澎湃的因素。在20世纪60年代盛行反主流文化的美国，“要，不要做战（Make love，not war）”的反战口号风靡一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戒色与戒斗的美国版本——只是传统将色与斗一同在了文明的耻辱柱上，而在1969年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上高唱着约翰·列侬的《Give peace a change》、《All you need is love》的四十余万年青人，则将“色”出来，作为戒斗（反战）最有力的武器。
即使是在以高包容性为特点的美国文化中，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上那些在之中的年轻人也足以称得上是离经叛道了。从中也不难体会为什么诸如《论语》这样的经典会将“色”与“斗”视为君子的大敌，更不难体会“少不读水浒”这半句话背后所隐藏的价值取向。《水浒传》讲的是绿林好汉、江湖草莽的故事，刀光剑影快意恩仇，一言不合便可兵戎相见以命相搏，而种种烧杀却偏偏在特殊的语境下有着“替天行道”之名。年少时血气方刚，看《水浒传》入迷难免会效仿起“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做派，而伦理法制在荷尔蒙的冲击下又显得如此脆弱，这一番思量便化成了“少不读水浒”半句话。
而“老不读三国”则指向君子三戒的第三戒：戒得。相对于“少不读水浒”这半句要相对隐晦，故对其的解读也更为多样。《论语》中“戒之在得”的“得”指的是贪得无厌，而这与《三国演义》的主旨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三国演义》讲的是群雄逐鹿、帝王，百年间的宏图伟业中满载着阳谋，名为小说倒更似兵书，外出时常随身带着一套《三国演义》便是明证。如此看来，《三国演义》的谋略指向家国天下，这既是大志，也是大欲，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份志与欲无疑太过于沉重。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又能分为两种。一是身经百战有所成就的精英阶层，到了知之年，也当忘却营营，渐悟舍得之道了。此时再读《三国演义》难免为个中的豪情四海所动，合卷想到自己“血气既衰”，容易生出英雄迟暮的悲凉。二是一生碌碌一无所成的寻常百姓，鹤发苍髯之时再去读那些，联想到平生的志大才疏，又平添愤世嫉俗；若是此时再去满胸沟壑，毕竟又“血气既衰”了，成与不成，身为，均非美事。
英国作家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写到：“中间阶层的社会地位才是最理想的，不用像下层人那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衣领无忧，也不会因为上层人的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这其中的“下层人”与“上层人”，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世界何其相似。两书讲都不是社会上的“中间阶层”：前者讲的是过于“底层”，后者讲的又过于“精英”。以社会的宏观视野来看，社会上最多的“中间阶层”若是少读《水浒传》、老读《三国演义》，都容易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偏离“中间阶层”应有的轨道。前一种情形让人在应当“入世”时等而下之，徒生叛逆；后一种情形让人在应当“出世”时逆势而为，徒生愤懑。
以上，大便抵是“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脚注。可以将其视为文化语境下的取舍，也可以看做是人类的共性，这一点各文化皆然。当然《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背后的世界与文化隐喻，以远非这十个字所能概括完全。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这一句话颇有些性：如果说年少读《水浒传》是水浒太“邪”易使人误入，老年不读《三国演义》是因为三国多智谋而让普通徒生烦恼，那自然是《三国演义》要优于《水浒传》了。《水浒传》中主角多是三教九流甚至是不入流的草根，是不被“体制”所接受的边缘人；而《三国演义》中的主角上到文臣武将下到义士，无论出场篇幅多寡均称得上百里挑一的人杰，“体制”内的精英，这一番比较之高下立判：水浒写的是市井，三国写的是；水浒写的是江湖之远，三国写的庙堂之高；水浒写是的，三国写的是修齐治平。如此说来，《水浒传》是草根文学，而《三国演义》自然是精英文学了。
事实却并非如此。写草根的未必便是草根文学，草根的笔法之中可蕴藏着大智慧；写精英的也未必便是精英文学，精英体系背后很可能只是虚张声势的凡俗故事。《三国演义》自然不凡，但《水浒传》也的确有着大智慧。
《水浒传》写的是江湖，“江湖”二字笔划比“庙堂”要少，写起来却比“庙堂”要复杂得多。在中国文化中，江湖是一个使用频繁而又难以解释的概念。唐诗中有江湖，豪迈者如“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是江湖；柔丽者如“十年一觉扬州梦”也是江湖。宋词中有江湖，“关西大汉铜琵琶”自是江湖，“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又何尝不是一番江湖。明清小说伴随着文化的繁荣而兴起，讲史神魔世情公案等等不一而足，更是一书一江湖。直至近世，江湖益丰。金庸古龙也写江湖，这里的江湖指的是少林武当五岳剑，纤毫之争见；徐皓峰也拍江湖，这里的江湖是刀剑藏身心不语，半生潦倒半生歌。
但这些江湖都不是《水浒传》中的江湖——少林武林再平民化，也有着僧袍道冠，庙观高高的门墙里武艺与流传，毕竟是世外之世；刀剑藏得再隐蔽，毕竟有着绵绵不断杀气，而这种杀气足以将江湖与普通人的生活区分开来。然而《水浒传》中的江湖是没有界限的，它不仅是侠客草莽的世界，也是寻常百姓的世界；又期或者说侠客草莽与寻常百姓在《水浒传》的分辨得不甚明显：这里的僧袍道冠可以穿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鲁智深与公孙胜一个出世一个入世，却同样混迹于浊浊的；这里的杀气可能出现在任何人身上，刀刺阎婆惜与没羽箭张清连败梁山十五员战将时的杀气并没有不同，也都是的蕴与嗔。
《水浒传》中的江湖与市井是高度融合在一起的，有着极强的烟火气。梁山上的好汉，可以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上到教头巡检，如林冲关胜；中有押司提辖，如鲁达；也有贩夫白胜段景住。而这些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前一天还可能劳形案牍安常守故甚至横刀立马踏在平乱上，后一天便落草为寇，戴萧让呼延灼诸人正是如此。平常日子里经过的酒楼菜场肉铺，都可能上演“拳打镇关西”的武斗；壁垒森严的城池，也随时可能一片兵戈铁马之声。
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水浒传》中的江湖与市井都是不可区分的，时时是江湖，处处是江湖，每个中也都藏着一江湖。其实江湖可以看成是一种不为朝廷律法所控制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并不处于失控状态，而是自有一套运行规则。江湖在空间上与国家的疆域并无不同，相异的是其内在机理：当朝廷的控制力强，江湖便弱；当进行的控制力弱，江湖便强。而在北宋末年，孱弱的朝廷已经没有能力管控其治下的江山，这一现实与市民社会的高度繁荣相混合，缔造出了江湖与市井深度融合的魔幻世界。
因此，《水浒传》中的江湖不可能组合成一个整体，它根本消融在了市井——也便是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于是，梁山好汉与小说读者不再有距离，当人们读到卖刀时会为自身的落魄而感怀，当人们读到林冲风雪山神庙时，会为曾受到过的而愤懑；当讲到王婆贪贿说风情时，又不免想入非非，在脑海中勾勒起潘金莲的淡眉玉肌来。人们读毕《三国演义》，放下书便能明晓那些硝烟战火并不真实；而当人们捧起《水浒传》时，却分明能感受到那一百零八条鲜活的生命就生活在身边甚至是自己身上，如何能脱离得开。
读《水浒传》，不是人入戏太深，而是书本身入世太深，让人无从区分。《水浒传》即是人生，《水浒传》中的世界既是现实的，由此，牟三才会感慨：“红楼梦是小乘，是大乘，水浒传是禅。”《水浒传》中的故事，看似惊险离奇，但顺着文字一气呵成地读下去又觉得无比自然，仿佛事情本当如此。
比如说“霹雳火夜走瓦砾场”一段，为了招降秦明，派人杀尽秦明一家老小，事后居然能地直接告诉秦明“昨日因留总管在山，坚意不肯……因此放火，先绝了总管归的念头。今日众人特地。”而秦明居然便答应落草，再回一句“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这已然是自找台阶了。这厢再一句“若是没了嫂嫂夫人，恰知得花知寨有一令妹，甚是贤慧。情愿主婚，陪备财礼，与总管为室，如何？”将兄弟花荣之妹嫁给秦明，秦明于是“放心归顺”。这一来一回，其用心可谓，偏偏其事态发展又表现得如此顺理成章，这样真实的江湖，着实令人咋舌。
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谢逊因为全家被其师成昆所杀，疯狂复仇了一辈子；在古龙的《边城浪子》中，傅红雪为了一个误会中的杀父之仇，几乎一生都没有放下手中的复仇之刀。而这些噬骨蚀心的恨，在《水浒传》中居然都不算是个事了，秦明“自肚里寻思”一阵，新媳妇还没见到人，立刻便为攻打清风寨出谋划策了。
又如讲王婆为西门庆定勾引藩金莲之计时，十两银子引出洋洋洒洒千余字，端的将一个良家妇人设计成了风流娘子，而其人情事故又如此与人性相符，让看客生出一种“藩金莲不允了西门庆简直不正常”的念头。事情的无常与以如此热闹的段落表现出来，含而不露地嵌入读者的内心，这才是《水浒传》最的地方。的大奸大恶包裹着一层糖衣，如长江之浪源源不断击打在心里，若是不足，何曾能抵抗得住这般绵里藏针的字句？这里方是“少不看水浒”的真意，牟三的“水浒是禅”之喻，也便不算高估谬赞了。
江湖与市井融合至此，与之对应的便唯有残破的庙堂。《水浒传》的以、鲁达、林冲、等庙堂中人为开端，其便是高俅、郑屠、陆谦、牛二等泼皮。后者的饱暖思淫欲逼得前者饥寒起盗心，其实庙堂本身也化成了宫宇森林的江湖。《水浒传》的江湖，格局太大，大如千万人。
相比于“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原因略有些暧昧，对这五个字的解释也不甚清晰。不过，《三国演义》本身的情节线条却极为清晰。
在《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一阙词之后，一句“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交待了两汉四百年国运，紧接着笔墨便点出了十常侍下那个风雨飘摇的东汉帝国。
相比于水浒世界里的鱼龙混杂，《三国演义》中出场的人物基本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意味着后者的世界事实上是特殊历史下上流阶层的世界，这一番景象在第一回第一段的开明义里便已露出端倪。最先出场的桓、灵二帝自不必说，是大汉天子；窦武、陈蕃是“三君”之二，既是名臣也是名士；诛杀窦、陈二人的宦官曹节一度权倾朝野，最盛时无异于后世的刘瑾、魏忠贤；这之后是蔡邕及“十常侍”，再往后便是黄巾军的：张角三兄弟。
名声暂且不提，将东汉朝廷视为体制，那从桓、灵二帝到“十常侍”便都是体制内的高层，纵然一生无所作为，史书上也少不了要提一笔“某国某人也，姓甚名谁何人之后”的场面话。张角三兄弟算是异类，他们没有依靠体制，没能成为体制的高层，但却通过体制的作为站在了历史的高层，更近一步了东汉末年的序章——但无论是庙堂之上的阳关道还是江湖之远的独木桥，能在《三国演义》中露面的人便绝非等闲辈，仅凭借这一点，相比于《水浒传》来看，《三国演义》便更接近于精英文学。
《水浒传》的时间线年）高俅任殿帅府大尉为始，以宣和六年（1124年）中毒身亡为终，前后只有大约13年的光影。而《三国演义》自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为始至咸宁六年（280年）晋灭吴为终，整整描绘了近一个世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四大名著”中除了以神圣为主线的《西游记》，便是《三国演义》的时间跨度最大。与此同时，《三国演义》的出场人物在“四大名著”乃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也堪称最多，连有姓无名（如大小乔）、有名无姓（如貂蝉）甚至无名无姓者（如曹操叔父）在内近一千两百人，其视角之宏大由此可见一斑。
漫长的时间跨度、宏大的叙事结构以及精英化的历史视角，使得《三国演义》在经典之余不得不面对一个文学上的缺陷，那就是是人物脸谱化、扁平化。《水浒传》的描绘人物性格时可以尽情挥洒笔墨：写押运生辰纲，要花大篇幅去讲白胜是如何下的；写林冲火并王伦，吴用的激将之计一回接着一回上足了戏码；便是写时迁盗甲，徐宁府上的布局、娘子的低语、丫鬟的困顿也要会一一写明，时迁盗得“不费半点气力”，写却要写出十点气力。
《三国演义》也有详有略。战事之详如赤壁之战用了整整十回，人物之详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均多藏轶事典故，但略也略得惊人。如《水浒传》中郑屠这样的物，在《三国演义》中的挨不了声色俱全的三拳了——《三国演义》留给这些物最多的句子是“翻身落马”与“斩于马下”，有时连主语都懒得切换，看客也知道死的必定是此人。
这样一种写作方式自然会催生出一批看似满满却不堪一击的人物。把这种快速递进式的战役做到极致的是“破关兵三英战吕布”一节，先是骁将俞涉、止将潘凤，只换了两句“飞马来报”；之后便是关羽温酒斩华雄，“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再是名将方悦、穆顺、武安国，从出场到退场几行字，都是是为了映衬吕布之威，更进一步是映衬着三英战吕布之勇。这些倏忽即逝的人物有虚有实，性格描写几乎为空，仿佛千里迢迢策马前来只是为了等真正英雄一刀斩于马下。《三国演义》固然经典，这样的写作手法也容看客“出戏”，读者知道眼前只是小说不是生活，自然也只是远观，不可能融入。
《三国演义》出场人物过多，大量配角如纸片人一样苍白；《三国演义》时间跨度太大，很多细节没有办法展示详尽。有血有肉的永远只是那几个人，而除此之外的从此没有了面孔，的意义只是源于主角们的需要。
仅以人物描写来看，《水浒传》工笔画绘客，《三国演义》春秋笔写雄，各有各的滋味，各有各的。但真要字斟句酌，《三国演义》的细微之处便更近于史书而非小说，难免让人不能细看了。
比如前番董卓警戒心之重以至于曹刺未果，待欲其死时车折轮，马断辔，狂风骤起，昏雾蔽天等一番不详之兆，只消李肃三言两语便被哄得“喜而不疑”。又比如官渡之战，前番曹操刚说完袁绍“好谋无断”，这厢袁绍便挣扎于田丰、审配、沮授、郭图的“争论未定”之中。再比如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之器量在别处均不见狭小，偏偏于诸葛亮处竟愈成，最终连叫数声“既生瑜，何生亮！”而亡。
以上种种，自有其精彩绝妙之处，若无《三国演义》这般活灵活现的笔法，三国时期的历史绝不会如此为后人熟知。但是精彩绝妙不代表合理——抽离了因而只言果，《三国演义》中主角的人物性格便犹如空降，一般的个性鲜明，一般的始终如一。
于是，曹操的奸，要从其少年谋算其叔父开始，半分不得改变；关羽的傲，要从温酒斩华雄开始，半分不得改变；诸葛亮的事无遗算，也要从火烧新野开始，半分不得改变。于是刘备的仁，鲁肃的钝，吕布的善变，司马懿的隐忍，也统统半分不得改变了。
史书有史书的笔法，不同的书籍亦不可能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但从谋略上来看，《三国演义》的写意比起《水浒传》的细腻，毕竟是输了一大截。《水浒传》的战役规模都不大，但小而精。“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精细到了下、问地形、盗金甲这种细节，整个战争形势也因为这种细节而更加真实可操作。而《三国演义》中的谋略，因为太大而化之，反而有些事后诸葛的即视感了。便如泼墨最多的赤壁之战——蒋干盗书在全书未有它例，偏偏在此时由曹操采纳而因此错杀蔡瑁；徐庶自进曹营后一言不发，偏偏此时愿意抵御西凉军而不见疑；再如诸葛亮分明在赤壁之战中能预测东南大风，偏偏上方谷却测不中那场雨。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并非不能写好，实在的架构太大，很多细节只能放弃。
有舍才有得。放弃了这些细节，成就了多少经典战事；有得自有舍。成就了这些战事，却让其谋略无法复制。便如同那木牛流马，你只见他“尺寸方圆，长短阔狭”如何神奇，但真要按照书中营造之法来做，木牛流马却是动不了的。而《水浒传》则不同，连伪造一封文书都要专门将萧让和金大坚骗来写信刻印，这种谋略看似上不了台面，却货真价实。
被简化的不仅仅是谋略，还有。被《三国演义》简化的其实不是个体，而是群体，社会上风云涌动的原因从来不如《水浒传》那样复杂，一仇一恨都要精雕细琢。刘备一番衷情就能让张飞抛家舍业，曹操可以为着一腔热血便去刺杀董卓，刘关张三人可以毫无去营救陶谦，只为“孔北海知有刘备耶？”这番知遇。更有甚者，王朗在阵前与诸葛亮噪点，居然可以羞愧而死——这样的情节，在又如何会出现？
《三国演义》是抽象的浪漫主义，看似复杂，其实简单。《水浒传》是具化的现实主义，看似直接，其实深邃。本有无数种可能，《三国演义》只取其最直接的一种；本有无数种变数，《三国演义》只取其最原始的一各。“老不读三国”，是因为其谋略太过，还是因为其谋略太缥缈，还真是个问题。
在金圣叹与李渔共同评定的“十大才子书”中，《三国演义》居首，《水浒传》位列第六。然而这未必便意味着《三国演义》成就高于《水浒传》已成，“十大才子书”中位列第二至第四、第八至第十的六部相较于这两部早已显得湮没无闻，金圣叹与李渔虽是名家，其个人之品味却未必便与历史的品味完全吻合，更何况金圣叹本身在不同阶段也对“才子书”的排名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金圣叹早期的评定中，并没有“十大才子书”，有的是“六大才子书”。这“六大”称为“一庄、二骚、三史、四杜、五水浒、六西厢”，指的是《庄子》、《离骚》、《史记》、杜甫的诗、《水浒传》、《西厢记》。这一评定看起来颇为混乱无痛，散文，诗歌，史书，小说杂列其中，故为许多文人不屑。
然而金圣叹文学点评的久为人所信服，于是“六大才子书”之名还是渐渐为不少人所接受。后李渔与金圣叹商议：“《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在此基础上，两人重新整合评定出了“八大才子书”，后以经扩充，成为“十大才子书”。
从“六大才子书”到“十大才子书”，保留下来的只有《水浒传》与《西厢记》两。由此不难看出《水浒传》在明清两朝文中的地位。而《三国演义》后来居上成为“第一才子书”，又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同列“古典四大名著”，两部小说也算是不分伯仲了。事实上，“十大才子书”也罢，“古典四大名著”也罢，书的地位本不能以排位较高下，只能说各得其妙。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三国演义》在文学造诣上略逊《水浒传》一筹，却又在历史层面上领先。《三国演义》并非正史，但虚虚实实之中将三国正史野史编排得如此严丝合缝精彩绝伦，也的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的十二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荣获1953年度诺贝尔文学，在颁致辞中，评委对这位英国的铁血首相如此评价：
《三国演义》的精妙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三国演义》以小说写史，与其说它描绘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不如说它将波澜壮阔给予了一段有可能湮没无闻的中国历史。事实上《水浒传》也有如此色彩，但《水浒传》成就的是水浒里的世界，而不是两宋的历史。
三国是之治，军旅中自有英雄；两宋是治世之乱，酒肆中自有草莽。五虎上将无法脱离三国而存在，一百零八将却可以脱离两宋而存在；而绝便绝在《三国演义》无法架空，却偏偏写意得如同戏剧；《水浒传》可以架空，却偏偏精细得如同人生。于是，又何必囿于“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这十个字？万千风景，早已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引首的那两阙词里，说得非常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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