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继：育上来讲，这40年来有几个关键词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个关键词是“高考”。我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2月入学，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大江大河》中，王凯扮演的角色有很多经历跟我相似。在十七八岁下乡当知青时，我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有高考的机会，但心里总是有憧憬和不甘心的。我来自教师家庭，受父母的影响，在当时获取知识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放弃学习。所以，当高考的机会到来时，我考上了。恢复高考，真的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陈志文：77级大学生有很多共性，其中一部分来自民办教员，还有一部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
赵继：没错。第二个关键词是“拼搏”，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标签。我们读大学时特别拼命，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周末，晚上熄灯后还在水房里、灯下背单词、记公式。在基础知识有限的情况下，一边补习中学的知识，一边学习大学的知识。
赵继：劲头特别高，一门心思刻苦学习、振兴中华。第三个关键词是“波澜壮阔”。初期，中国的教育基础非常薄弱，老师需从农村抽调、教材十分短缺、图书馆没有资料、实验室狼狈不堪、教学体系不规范。在的这40年，教育界大事一件接一件，不断的进行和突破，一步步发展起来了。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我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曾发誓，做啥职业都行，就是不做教师。当时我最想读的专业，第一是学，第二是建筑学，最后学了机械，但后来阴差阳错还是当了教师。
赵继：。当时有两个因素促使我做出了留校任教的选择：第一，百废待兴，国家，事业需要；第二，教师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不再是我父母那代人的命运了。这次选择，也让我有机会线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看到了国家对教育的。
第四个关键词是“机会”。我原来下乡当知青时，觉得最缺的就是机会。随着，机会越来越多了，做选择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了。我们这一代人，都特别地珍惜学习的机会，。
第五个关键词是“变化”，其中重要的就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极大地拓展了百姓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我上大学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概只有5%左右，而现在马上将达到50%，增长了10倍。我就读的是当时县里最好的中学，那时每年考上大学的学生是个位数，而现在考上C9院校的学生就有三位数。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已经主要不是考生能不能上大学的矛盾，而是想上好大学的愿望和优质教育资源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
陈志文：这涉及到一个的话题，高等教育质量到底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潘懋元先生认为，这是个伪命题。
赵继：我的观点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在某些方面有所提升，但也面临着新问题。从人才培养质量上来讲，现在这些大学生外语语言的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知识掌握的丰富程度以及基础知识的扎实性都提高了，但是其担当、抗压能力、韧性还与那一代人比有所欠缺，他们对生活、对他人、对国家的理解也发生了新变化。
然而，无论如何，这一代大学生所具备的不保守、不、敢于创新的时代特征，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有积极的意义。中国教育40年来发展的最大成就，就是现在各行各业挑大梁的人，主体上都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出来的。
第六个关键词是“关注”，高等教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正说明她已由社会的边缘了社会的中心。发展教育、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已经深入了，大家已经意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了，所以关注、热议的声音势必会空前活跃。
但是，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压力和问题。怎样持续提升质量，怎样由大变强，怎样满足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怎样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等等，都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赵继：我觉得，在过去40年里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在一些重要转折点上，总体来说，抓住了影响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从而推动了学校的发展，使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布局等方面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首先，为国家、为行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涌现出了以干勇、雒建斌、刘炯天、逯高清等为代表的中外院士，以刘积仁、刘载望、吕松涛为代表的优秀企业家。
其次，在科学技术创新上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贡献。第三，的一些优秀科研团队、优质学科，已经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上参与竞争了。
另外，的学科布局更加优化了，作为一所老牌工学院，在发挥传统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东大正在往以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转变。
综合来讲，这40年的发展还是不错的，但是中间有许多坎坷，也面临着不少新问题，如传统优势学科如何与时俱进、再创新，新兴学科如何培育，学科交叉如何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持续改进，创新潜力如何，国际影响力如何进一步提升等等。
赵继：的特色是产学研合作和技术创新转移。把技术向产业前沿上转移，把产业前沿的技术向教学内容转移，这两个“转移”是的优势。而基础研究和人文社科是的短板。现在国际上对于高校的评价更注重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这对来说不是特别有利。
赵继：为支持诸多国家支柱性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钢铁共性关键技术、绿色智能制造方面，已经拥有了一批可以引领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王国栋院士的带领下，围绕国家战略重点和企业实际需求开展了“靶向式”攻关，在高强汽车板、高牌号电工钢、高标准船用钢等领域频频落子。
至今，已获得了5个方向的10项关键技术，并在行业内实现了。其中，方向一的关键技术，“微合金钢连铸坯质量控制工艺与装备”已应用于23条生产线，“钢包底喷粉精炼工艺与装备”已完成新抚钢工业试验，并已与鞍钢签订了推广应用合同；
方向二的关键技术，“热轧-冷却-热处理一体化组织性能控制”已应用于58条生产线，“极限规格板材先进热处理装备及工艺技术”已应用于27条生产线；
方向三的关键技术，“热轧带钢免酸洗还原退火热镀锌关键工艺技术”已在邯钢、无锡华晶完成了工业试验，“薄带连铸无取向6.5%Si钢关键制造工艺技术”已在武钢实现了工业应用；
方向四的关键技术，“高精度冷轧板形控制技术与装备技术”已应用于10条生产线，“先进连续退火与涂镀技术”已应用于6条生产线；
方向五的关键技术，“预富集-悬浮焙烧-磁选工艺与装备技术”已应用于1条生产线；“超级铁精矿与洁净钢基料短流程制备技术”已应用于1条生产线。在港珠澳大桥、核电站、海上钻井平台、大飞机等国家重大装备制造中，都有技术的深度参与。
柴天佑院士领衔的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面向流程工业高效化和绿色化的重大需求，以复杂工业系统的建模、控制、优化和综合自动化新理论和技术为主攻方向，不断创新机制，形成了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和促进基础研究的快速通道。
实验室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的决策与控制一体化的生产全流程集成优化控制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国内赤铁矿选矿生产线、巴布亚新几内亚瑞木镍钴冶炼、越南氧化铝生产等重大自动化工程，显著提高了金属回收率和精矿品位指标。
作为未来国际自动化发展方向之一，该实验室的研究方向被写入了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出版的引领未来自动化发展方向的《面向人类未来的系统与控制》中，这些都很了不起。
陈志文：这是东大的特点，在技术创新上有很多重要贡献，而且在上也做的很好，东软就是代表。但是也不可否认，在这次“双一流”评估中，成为了B类。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赵继：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对于来说，进入“双一流”建设学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双一流”建设高校一共42所，并且都是很好的学校。客观地说，在“双一流”高校中，实力还不算靠前。但这也是大家拼搏来的，是这些年来建设的和发展的成效。
第二，要接受现实、看到差距和不足，才能补短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扬的优势和长处。据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18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被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论文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共4434篇，其中被SCI收录的有1866篇，近五年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增长了2.7倍。在技术创新、转移上，也取得了很多令人关注的成就。
第三，现行的评价体系对以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见长的高校相对不利。不可否认，强调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常重要的，用高被引论文数量来对基础研究的知识创新进行评价也无可厚非，而且要鼓励。但是，大学是多样化的，评价中也要考虑到中国大学的类型、发展阶段、特色等众多因素。
在这次“双一流”遴选中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我认为力度还不够。对于这一类高校来说，目前一些国际上的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就好比用篮球运动的规则来评价足球运动员。客观地说，如果能加大考虑高校为国家战略和需求所做出的贡献的权重，综合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方面的不同侧重来进行评价，的会相对更有利一些。
就创新来讲，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创新、区域创新、技术转移和等，而现在对于大学的评价体系过于侧重知识创新，并且评价指标过于集中，尤其是国际上的一些商业性质的评价机构。但对于来讲，知识创新并非强项。当然这方面也需要加强。
陈志文：这也是大家经常讨论的分类评价的问题。“双一流”原本是强调发展优势学科、扬长避短，但如果用一把尺子来评价，对于一部分大学来说，反而会扬短避长。
赵继：我的看法可能也不太全面。我认为有一点必须关注，虽然目前我国产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提升，如华为这样的一些企业研究院，整体在技术创新上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了，但是我国总体上现代化建设还在上，许多技术创新问题需要一些高水平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提供解决方案。
因此，现阶段中国高校在关注科技前沿和知识创新的同时，还要关注国家重大需求、关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区域的发展；要写好两篇文章，既要注重科技前沿探索，把论文写在学术的前沿上，也要服务行业发展和国家需求，把论文写在技术创新的生产线上。
陈志文：说的特别好。曾有人说过，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短期内并不需要诺贝尔，更需要技术。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最紧迫、最急迫地是技术层面的提升。
赵继：诺也需要，但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显然是我们这类大学的重要。例如，我们学校王院士所率领的团队，引领着钢铁行业某些技术领域的进步，有他们这一批专家在，中国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就有希望。我觉得，中国有一大批这样的脊梁，常难得的。
中国当然需要诺贝尔，需要占领科技前沿，需要探索未知，需要研究黑洞、暗物质……解释人类对未知世界的认识，但是，在中国由大国变为强国的过程中，完成钢铁行业、汽车行业、能源行业等支柱性产业转型升级和再创新的任务，需要这样以技术创新见长的一大批高校做出贡献。
我并不是给自己大学找理由，也不是说每所大学都要把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都做好。每一所大学肯定有自己的特色，有些以知识创新见长，有些以人文社科学科见长，有些以技术创新见长。我还是要强调，基础研究常重要的。但是在大学评价、学科评价、人才评价中，不能唯ESI、特别是不能唯高被引论文论英雄，不能用一把尺子、一样的思维来衡量所有的大学。一所好大学应当是独一无二的，应当是特色鲜明的。
我个人觉得，“双一流”建设有进有出、有适当的压力是必要的，但不应该把学校的注意力引导到A、B档的分档上来。中国高等教育目前最需要做的不是把大学分为A、B档，而是要围绕国家战略、按照国家需求鼓励大学去进行科学前沿探索、原创性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进步和行业发展，进行分类型、多样化的特色建设，激励大学在各自定位上追求卓越。
赵继：大学发展始终与区域经济相伴相随，这是国际上的一般规律。在这些年的发展中，有几年因合校的原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也必须要承认，这些年东北经济对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造成了经费的配套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影响到了高端人才的引进和稳定。但在这样的下，在几任班子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入选“双一流”本身应当是长期建设积累的结果，也进一步激发了学校的发展动力。
赵继：要在顶层设计上构建未来的预期和愿景，实现“在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起引领作用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其中，有三个关键词非常重要：引领，新型工业，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首先，强调的是“引领”，而不是简单的“支撑”。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在钢铁行业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在流程工业自动化、智能化的某些技术方面，是可以起到一定“引领”作用的，当然，引领的作用发挥的还不够。
第二，引领未来新型工业的创新发展，就要理解什么是未来新型工业形态。可以预见，在未来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会产生很多现有学科专业不能覆盖的新领域，需要加快构建新的学科专业布局。
第三，要把握住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校的核心。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三五年就能建成的，还很长，一方面要对标世界水平，始终要中国特色，要自己的办校特色，要把产业合作、技术创新转移的优势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赵继：第一，出台了《一流大学建设方案》，围绕“绿色”与“智能”两大主题，着力构建以“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群与“冶金工业流程”学科群为双轮、以两化融合为纽带，两个学科群协同联动的优势学科创新发展格局，建立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第二，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始终把培养人放到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如《本科卓越教育行动计划（2017-2023）》《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实施方案》《“三全育人”综合试点高校建设实施方案》等。
第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因为，教改问题的核心是教师；而无论技术创新还是学术发展，关键也是人。
赵继：以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的“控制科学与工程”为未来学科布局的源头，是“1”。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控制科学与工程、冶金工业两个学科群，覆盖11个一级学科，形成了“11”体系。接下来，我们将用智能化把两个学科群连接起来，形成“H”体系。再接下来，我们要发展基础学科研究，并培育和发展适应潮流的高端交叉学科，如新工科和智能医学等等，形成“日”字体系，其中底边是加强基础学科，上边是推动“高端交叉”。至此，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创新型理工学科体系。
但的定位是“以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因此还要借助理工学科的优势，发展科技哲学管理、知识产权、互联网法律、新等其它学科，最终形成“阳”字型体系。
如能够按照这一学科布局施行下去，特别是把高端人才这一关键抓住，相信在三十年后，在与国际上同类大学的竞争中，是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的。当然，还很长，任务也很艰巨。
陈志文：您刚才讲到，“双一流”或者学校建设的核心是人。坦率地讲，东北地区现在引进人才并没有太大优势。对于人才，一方面是吸引，一方面是培养，有什么样的做法？
赵继：在人才方面，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我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首先，集中优势资源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目前已出台了多项措施。
第二，这几年在建设、平台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因为对高端人才而言，不仅是看薪水的高低，更看重事业发展平台。
第四，将学校的发展思转换到服务国家战略上来，与国家同频共振，综合的优势，寻找与国家战略相关的契合点，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获取资源，发展自己。历史上，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华威大学都曾通过这条道获得了快速发展。
赵继：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第一，要关注多样性。中国高等教育体量大、需求多样，但目前的问题是趋越来越明显。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大多都集中在985、211高校，这是不够的。多样化是解决当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在法国和有一类工程师学校，在排名上并不耀眼，但对工程师的培养特别严格，毕业生的薪资待遇特别好。而在中国，往往对这类学校不屑一顾或者评价不全面，但未来中国的发展一定要有一批这样的有特色的好学校。
生物界繁荣的标志是多样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繁荣，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特色，没有特色就没有高质量。没有特色的高等教育不能说是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多样化是形成特色的前提，而形成多样化的前提是鼓励大学依法自主办学、自主管理。
第二，要关注性。要打开大学的边界，向社会产业和经济，打破学科、专业、课程、知识的疆界，打开学者、学生的视野。我们目前的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基本是延续了适应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原理产生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强调的是规格化、高效化和刚性化，追求“多快好省”，这适用于早期的工业化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才培养要转到定制化、智能化、多样化和高级化上来，就一定要。其中，最重要是学科、打破壁垒，推动学科交叉，这也是未来高等教育中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不能每诞生一种新经济，产生一类新产业，就开办一个新学科，这是应急的方式。我设想，未来可以在有条件的大学，依托学科和课程组合的方式来培养新领域的领军人才。
陈志文：国际化，实际上是一个大话题，不只是单纯的走出去、引进来，是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赵继：第四，要关注智能化。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等，通过推进教育现代化来转变高校管理模式，再造高等教育流程。但是，不能把信息化理解成智能化。在教育领域，智能化绝不是由老师的照本宣科变成机器人的照本宣科，绝不能仅仅把智能化认为是代替人进行教育的手段。
教育，最宝贵的是教学相长、因材施教、情感交流、思维、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以及思辨和梦见钞票的。高等教育的智能化，要从技术智能化的圈子里跳出来，要从以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实现人机互补，要以培养创新、实践能力为目标，不但要提高教学效率，更要提高育人品质和教学效果，真正培养学生的能力、素质和价值观。
第五，要关注集群化。世界经济在发展中往往呈现出集群式的布局特点，如湾、纽约湾、东京湾以及中国的珠港澳大湾区，并且受科技创新要素的影响较大，而高端人才又往往集中在高科技领域，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也一定要集群式发展，适度竞争、相互补充、自省创新、形成特色。高等教育资源和人才智力支撑资源要与国家战略布局高度契合、同频共振。
陈志文：大家现在都在讨论中国高等教育重心的南移，以深圳为代表，投入了很多资金建设高等教育，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又如何判断未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布局？
赵继：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格局和形态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困难重重的。所以，一些高等教育的亮点和探索，我判断，首先会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率先诞生。
第二，我相信时势造英雄，战场出统帅，在大潮中，后来人一定比前人强。每个地区的大学只要战略对头，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三，当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稳步发展时，高等教育版块随之整体迁移，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肯定会有一些先行先试大学迅速崛起。
第四，在大学治理方面，要求依法自主办学和管理的从来没有停止过。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正在到来，但是春天已经不远了，“春江水暖鸭先知”。
陈志文：问您一个小问题。其实强调本科教育已经很久了，十几年前就强调让优秀教师给本科生上课，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高度的共识，教育部也十分强调以本为本，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赵继：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从国际上看，现在回归本科教育是如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
第二，中国高等教育体量已经快要迈入普及化的门槛，需要高质量发展，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现在大学生不难找，但是领军人才比较难找，缺高端人才。
第三，这也是百姓的期待，在社会中第一学历非常重要。老百姓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是想上大学了，而是想上好大学。
第四，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学本科质量上不去，就会导致研究生质量上不去，教师后备力量就会不足。
陈志文：您不像一个特别标准的工科人，您经常有很多形象思维，包括对教育本身的思考，是不是与您的成长背景和工作经历有关？
赵继：这个我自己也说不好。我父母是做教育的，他们曾告诉我，教育的本质是为幸福人生奠基，在学校的学习主要是为了打好基础，将来能做什么，要靠学生自己去飞去创。因此，我始终人的知识结构要合理，文理不能偏科。另外，也可能与我后来的经历有关，大学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很重要的熏陶作用。
陈志文：您曾经历过工业大学、大学、，三所学校分别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各自有怎样的特质？
赵继：工业大学带给我的影响是“精准”。它曾隶属于中华人民国机械工业部，其管理模式明显带有机械工业的痕迹，非常讲究操作性。对于机械制造来讲，如果精度不够就无法进行组装，所以在设计制造、推演公式等各方面都要求工夫到家，精准到位。
给我最深的体会是“务实”，任何事情都要求做出来、要落地。踏实、务实、朴实，可以说是东大学子的风范和形象。
赵继：我觉得，最好能把三所学校的风格结合起来，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在做事情时，要放大格局、找准方向、务实推动，要找到落实政策的切入点，也要在机制体制层面进行深层次的哲学反思。
陈志文：我注意到，老吉大合并的时候您在校办做校长助理。经历过那段整合的历史，您应该是感受最深的，回头看将近二十年前的那次整合，您怎么评价？
赵继：我个人认为，一所学校是否需要合并，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评价，时间跨度至少要二十年，甚至更长。第二，是否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有利于学科实力的增强，有利于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第三，是否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符合大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我认为，吉大已经过了合校初期最困难的历史时期，现在吉大的比较优势在于学科综合。吉大有足够大的体量和多学科布局，也更有精力和潜力发展一些新的学科增长点。如果能有更多的资源支持，大学会发展得更好。
陈志文：最后一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人，答案都不一样。您觉得教授和校长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作为一名校长最重要的核心素质或者能力是什么？
赵继：教授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也可以说是“窄家”，窄则深、深则精、精则通、通则合，所以教授的知识结构往往是“T”型的。教授所具备的个人能力，以及所经历地严格的科学方和学术训练，对于一名校长来说常重要的基础。
但是，教授和校长两者之间还有很大的不同。除了所要求的素质以外，首先，教育思想对于一名校长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在当前选拔大学校长时，这一点虽然被关注但强调的还不够。
教育思想不是教育想法，也不仅仅是教育观念，它是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系统理论和观点，和做学问一样，是在研究、探索、思考、实践、成功、失败、教训，甚至汗水和泪水中凝成的。就像军事思想，不是在教科书里学到的，而是在战场上打拼后出来的。
第二，校长要具备对教育发展规律的把控能力。第三，校长要善于在教育和思想下，汇聚力量、推动实施。第四，校长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机遇意识，特别是“”、整合资源的能力。
赵继：对于高校的发展来讲，资源是永远不够的。校长要善于发现资源，整合资源，利用资源，干最想干的事。另外，校长还需要有。因为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把握事情未来的发展，在看不到亮光的时候要下来，需要校长有、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