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导师其实是王阳明

　　就在四个月前，才和他的好友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风俗”为旨的新民学会，现在却不得不极为现实的问题，梦想的肥皂泡被无情地吹灭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

　　事实上，杨昌济对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思想的叛逆青年，与父亲毛顺生长期不合。毛顺生一心赚钱，他虽然是个农民，却很有商业头脑，懂得利用发行股票来融资，最终成功发家致富。很显然，一直致力于寻求民族解放之道的与这样的父亲是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

　　于是，留洋归来，日后被称作“给我印象最深”[1]的杨昌济便扮演了亦师亦父的角色。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被这位人品学识都堪称首屈一指的“怀中先生”（杨昌济号）深深折服，在给萧子升的信中，他叹道：“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2]在给亦师亦友的黎锦熙的信中称杨昌济“弘通广大，最为。”[3]（黎锦熙与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被毛称作“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此人17岁时只身来到长沙，以王阳明“致”之教为旨，组织“德育会”，风靡一时）。以至在谈到新民学会成立的原因时，总结道：“诸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4]

　　这并不奇怪，博采儒释道，兼具中的阳明心学是那个，自强之时代的雷霆之声，它像失而复得的飞来石，在黎明前的黑夜撞响了庙前的神钟，激荡着每一颗心灵。自从鸦片战争的炮火叩开了满清的国门，三教九流，各行各业，举凡思想深刻，远瞩之人无不从中含英咀华，点亮内心的，外在的，高扬自主之人格，吹响人性解放的号角。

　　梁启超更是对王阳明心悦诚服，在各种场合为他奔走疾呼，用各种文章替阳明心学摇旗呐喊。诸如“阳明先生，百世之师”[8]“我辈今日所犯者，阳明以前社会之普通病”“王学绝非独善其身之学，而救时良药，未有切于是者”[9]“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10]之类的溢美之词不胜枚举。

　　与激进的党所不同的是严复那隐藏在黑框眼镜后面冷峻的双眼。以严复之学贯，头脑冷静，亦对王阳明推崇有加，乃至友人邀其为《阳明集要三种》一书作序，竟叹道：“嗟乎！阳明之书，不待序也！”接着补充道：“自念如复不肖，何足以序阳明之书？故虽勉应之，未有以报也。”[14]

　　务实的严复看重的是阳明心学中“知行合一”的思想。面对歧说纷呈的社会现实，他做了一个比喻：一头牛看见马比自己跑得快，认为是马蹄所致，便将马蹄搬到牛腿上，可惜牛仍然跑不快。他用这个比喻说明了一个道理：单纯地移植的议会制度，而忽视与之匹配的文化土壤，只能是东施效颦，事与愿违。.

　　辛亥后，各省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各自为政。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冒出三百多个竞争性的政党，它们时聚时散，乐此不疲地党同伐异，彼此都没有任何制的规则意识，形同闹剧。据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记载，每当各省议员赴京参加，各个政党的就会到前门火车站去拉人，相互撕扯甚至，其就像“上海在街头拉客人”。议员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往往吃了上家吃下家，以承诺“投贵党的票”大肆收受红包，赚个盆满钵满。

　　其实，纵观世界历史，辛亥的失败无独有偶。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之后，都建立起了式竞争的体制。然而，所有这些制度几乎都如流星划过天际一般，迅速地失败，最后大多落到了军事强人手中。

　　袁世凯称帝固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但在某种角度上看，这种的行为充分迎合了彼时一部分国人的心理。初年的种种乱象很难不让人产生“好于”“中国需要”的错觉，当这种错觉强大到一定程度而又看不到希望时，梁济与王国维式的悲剧就发生了。

　　伏尔泰说过：“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的确，思想支配人的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国家。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的衙门是聘用英国人赫德为一把手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遍考史料你不得不承认，在清朝最的时期，在这个最的职位上，赫德励精图治，爱岗敬业，是一个自守的好干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

　　而清末民初的现实是，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要去效仿的模式，但却忽略了一种制度之所以能行之有效与其长期积累的经验，复杂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体制的制定者是人，执行者还是人，舍此而谈改制，制度改得再好也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对此，头脑的冷峻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15]“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16]

　　在国势衰微，东渐的时代浪潮中，认识到人民之智愚对于国家的影响，因此致力于民智的启蒙运动。但与那些主张全盘西化，推倒重来的人所不同的是，他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根本，认为“今日之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17]虽然“枝节亦不可少”，但“本源”更重要。

　　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多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之真理。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其有不动者乎？天下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19]显然，这与王阳明“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心即天，言心则天地皆举矣”的表述完全一致。[20]

　　认为“天地，以吾为主”“人之力莫大于心”[21]的杨昌济将阳明心学总结为：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22]在他的影响下，称王阳明为“传教之人”[23]，将他视作自己的导师，并把阳明心学归纳为：一在贵我，一在通今。贵我者，“横尽，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者唯我”；通今者，“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24]。

　　《讲堂录》是刚入一师时的听课笔记。彼时其思想体系尚未成熟，我们很难从这些吉光片羽的记载中管窥青年的思想全貌，却发现他对年少时的王阳明为了寻求真理“格竹三日”一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讲堂录》中写下“阳明格物，思笋生之理”[25]以立此存照。

　　《伦理学原理》是当年杨昌济讲授伦理学时采用的教材，很喜欢这门课，但对于一向思想的他而言，书本的作用只是与脑中的见解相互印证。于是，这本书成了他六经注我，驰骋思辨的乐园，那些批注也便拥有了研究早年哲学思想至关重要，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序论中，泡尔生否定了直觉论（是通过心理体验直接意识到的），这让很不满意，批下了四个字：殊未必然。紧接着举例说，王阳明的心即理就是直觉论。可见，彼时的王阳明已经在心目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它认为，真理就在你心中，应该向内去求。每个人生活的世界，实际上是由你的内心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意义是由你的心赋予的。你的心认为世界有意义，它就会丰富多彩，反之则会暗淡无光。你的心，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在“心即理”的影响下，摒弃了少年时期朴素的“论”（小我以成全大我），转变为一名坚定的“唯我论”者。他热情主体意识，讴歌人的价值，喊出了“我即”“己即神也”“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时代之声。很显然，这直接来自于心学中“我心即，即我心”[27]的表述。

　　在明朝，论的代表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而论，其实是将王阳明当年的心历程又走了一遍。两位思想史上的巨人不谋而合地看清了论的两大弊端：第一，只讲集体利益，不讲个体利益。当集体被一小撮人，不能代表原有的概念时，个体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明朝中期和初期的社会现实即是如此；第二，论是很动听，但它门槛高，不切实际，没有尊重个体的情感需要，在以实用为文化土壤的中国只能是一尊漂亮的花瓶。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同样，没有经过主体思考与选择的是盲目的、被动的，难以持久，无法自觉。而心即理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个体情感与社会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人既能获得内心的满足，又能适应外在的游戏规则，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深为所推崇。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阳明心学是不可能打动以社会现实为己任的的。明体才能达用，内圣而后外王，“心即理”在明确“心外无理”的同时，更强调了“此心在物则为理”，意在表明：心中之理只有与客观现实发生联系才有意义。这就将将个人与社会，知与行联系到一起，避免了成为口耳之学的流弊，为“知行合一”以及“致”两大命题做好了铺垫。

　　国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高徒，历任美国社科院院长，美国史家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在他研究思想的巨著《历史与意志》一书中写道：“任何受过中文教育的读者读到《实践论》的最后一行文字，就会立刻联想起王阳明。的知行统一立刻会使人想起王的知行合一。”[28]

　　《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全文思清晰，论证严谨；条分缕析，层层推进，最后得出一个和王阳明完全相同的结论知行合一，使人不得不心生感叹：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即使时间的车轮已经转过整整二十年（《实践论》的写作时间是1937年），王阳明对的影响依旧深远。

　　知行合一中的“知”是指“”，就是“”，就是你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王阳明认为，之事虽千变万化，但一事当前你总有个，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从而作出选择。因此，“只一个便尽了，只一个便尽了”。

　　早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将王阳明的“”称作“”（良能的心）。首先，他驳斥了“律出于神之命令”的，认为“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之活动而已”，应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这与王阳明的主张“若信得，只在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曲学，一戡尽破”一脉相承。

　　其次，将“意”命名为“冲动”。认为“与冲动理应一致”，有“谏止冲动”的责任，从而达到“调和而非冲突”的目的。事实上，这就是对王阳明“指导、纠正意识，意识落实为行为，最终知行合一”最贴切的表述。

　　到了《实践论》，将早年的整理后得出了更通俗、更的表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认识，又从认识而能动地指导实践，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就是阳明心学的最终命题致。所谓致就是指：通过在实践中应接，将刺激反馈到意识，再用“诚意”的功夫来归纳总结（的表述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觉内心的。体认后，又反过来指导监督意识活动，最终落实到行为实践，也是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向上的过程。

　　由此观之，虽然一生涉及了诸如、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但这一切都是以他早年对阳明心学的学习和体会为基础的。有了这个的基础，才有了一泓取之不尽的清泉，它对的修身立志、求知做事、思维方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取舍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方面，“心即理”使以狂者的姿态横空出世，王阳明以“立德、立功、立言”之朽为人生价值的入世使其敢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从他那如椽巨笔中喷涌出来的墨客风韵，构织成一篇篇令人倾倒的绚丽辞章。其潇洒倜傥、才华横溢的诗人气质，令无数的家都黯然失色。

　　而另一方面，“知行合一”让在中国的群体中表现出独特的务实冷静的态度，极少表露出时而狂热时而消沉的情绪起伏。他始终将运作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中，一切主观臆断和非的因素。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正是知行合一所赋予他的，也是能够住历史的，成为一名优秀而成熟的家的根本原因。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已存在于世一百余年，可以说是满盘皆输东欧失败了、苏联失败了、朝鲜失败了、越南失败了。惟独在中国它成功了，为什么？因为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了。是谁结合的？是以深厚精湛的心学为思想基础的。舍此而谈中国，任谁也休想改写历史，创造出人类新的文明。因为，理论成千上万，主张人人皆有，而只有阳明心学切切实实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只知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的困局。

　　笔名临川之笔，1986年生于成都，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师承周月亮。现为《互联网周刊》主笔，硅谷动力首席企业文化师。《华夏理财》专栏作者，《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编委。作品散见于《文史参考》、《中国文化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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